永陵见证成都唐五代时期历史辉煌文化繁荣

来源：成都日报发布时间:2014/5/17 15:43:58 点击率:721

东方音乐之都敢为人先勇于智造

成都永陵博物馆（王建墓）是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永陵、武侯祠、杜甫草堂、金沙遗址，堪称成都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四颗璀璨的明珠。成都永陵作为目前所知的全国唯一的墓室修筑在地表之上的皇陵，迄今已有近1100年历史，也是20世纪40年代初中国首座正式科学发掘的地上皇陵。曾担任永陵博物馆馆长的谭良啸研究员和现任馆长彭建平均认为，永陵是成都唐五代时期历史辉煌、文化繁荣的实物见证。从永陵24乐伎可以看到宫廷乐舞与境外、民间音乐的融合，从花间词派的产生和工笔画院的诞生可以看出当时成都在文化上敢为人先的做法。用现代观点来看，这些敢为人先的做法极富创意理念，甚至可以说“不是制造，是智造”。

罕见的唐代艺术珍品

永陵博物馆坐落于市中心繁华大街抚琴东路。巍峨的陵园大门前伫立着两只神秘肃穆的石狮子，仿佛守卫着后方那一座巨大青冢。在闹市喧哗中，传来悠悠的思古情怀。古朴的园林，清幽的路径，亭、台、楼、榭穿插于青碧黛绿丛中，小桥流水间点缀着花、石、鱼、池，清澈的郫河水在北面奔腾，迷人的浣花溪畔行人如梭。这就是今天的永陵。永陵是五代时前蜀皇帝王建的陵墓，俗称“王建墓”，因其墓谥为“永”，史书上称为“永陵”。王建本是河南舞阳县人，早年为唐朝将领，唐末战乱时随唐僖宗逃亡到四川，后任利州（今广元市）刺史。公元907年唐朝灭亡，王建遂占据成都称帝，国号大蜀，历史上称前蜀。王建墓冢封土为圆形，高15米，直径80余米。当地老百姓一直误传是司马相如的抚琴台,并因此而成为当地地名,直到1942年发掘时才确知是王建的陵墓。

记者在现场看到，王建墓室由14道石券构成，分前、中、后三室，室与室之间有木门间隔。王建的棺木置于中室棺床上。

王建墓曾被盗，但仅存的无法盗走的陵墓建筑和精湛的石刻艺术，仍是陵宫艺术之花。墓封土高15米、直径80米、周长225米，气势胜过刘备的“ 惠陵 ”。墓内由14道双重石券砌成，分前、中、后三室，全长23.6米。中室放置王建棺椁，棺床东、南、西三面刻有图案，图案中的十二力士雕像，他们抬扶着棺座，造型奇特，无一雷同。后室放置御床，正面有双龙戏珠浮雕，左右是狮兽浮雕。床上则是王建的坐像，神态肃穆。整个建筑气魄雄伟,装饰华丽精美。后室御床上安放有一尊石刻王建坐像。造像头戴幞头,身着帝王服，腰系玉带，神态安详。王建墓虽被盗过，但墓室内仍出土有玉带、哀册、谥册、谥宝，各种银器及铁猪、铁牛等。这些文物对研究唐及五代时期的建筑、音乐、舞蹈、服饰、朝廷礼制等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最值得一提的是棺座东、南、西三面的24个乐舞伎浮雕,分别演奏琵琶、筝、鼓、笙、钹、箜篌等乐器，人物造型优美,神态逼真,是罕见的唐代艺术珍品。这是目前全国发掘出唯一完整的唐朝宫廷乐队形象，对研究唐及五代时期宫廷乐队的建制、音乐史、乐器史等都有很高价值。有意思的是，这支气势磅礴的宫廷乐队中，以鼓的种类为最多，共8种9件。这样演奏起来，岂不是鼓声震天，其余丝竹之声还能听得见吗？谭良啸笑言：“这样演奏出来的乐曲，恐怕跟现代摇滚乐差不多吧？”此外，打正鼓是唐代广泛流传于民间的一种器乐演奏形式，它能够被宫廷礼乐吸纳，足见当时成都的开放包容，也正是从那时开始，宫廷礼乐开始与民间融合，“这种富有创意的融合绝对是‘智造’！”

成都在唐五代就是繁盛之都

唐代后期，出现了“扬一益二”的说法。前后蜀时期，成都在唐代基础上保持了持续发展，仍是全国最繁华的大都市，是成都历史上最繁盛的时期，创造出了辉煌的文明。事实上，对于“扬一益二”的说法，晚唐人卢求在他所著的《成都记》中表示异议，指出扬州不过是“声势也”。卢求认为论成都“江山之秀，罗锦之丽，管弦歌舞之侈，技巧百工之富，其人勇且让，其地腴以善，熟较其妙要，扬不足以侔其半”。他从山川、物产、人文、生活等各方面做了比较，认为扬州不及成都一半，成都才是中国当时第一繁华城市。正因如此，“ 安史之乱”时唐明皇避难入蜀，以成都为南京，继续其奢侈生活。在黄巢农民军攻破长安后,唐僖宗避难也再次奔逃到成都。繁盛的成都，在全国的地位由此可见。

唐末五代，中原兵连祸结，江南扬州也在金戈铁马中遭到破坏。而四川则是当时全国战祸少而又相对稳定的地区。成都作为前后蜀王朝都，社会的相对稳定和优越的自然条件，加之统治者的休养生息政策，使其经济、文化在唐代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谭良啸进一步解释，首先是农业持续发展，粮食获得丰收。前蜀官府“ 仓廪充溢”，积存大量粮食；后蜀时，“蜀中大安，赋役俱省，斗米三钱” 。这比唐代贞观盛世的“斗米不过三四钱”还低。其次是手工业得到发展。当时，蜀中有众多技巧百工，从事织造、煮盐、冶炼、制陶、造纸等各种手工业生产，其中不少产品工艺精美，已达全国一流水平。如“雾薄云轻”的蜀锦、金银胎漆器、邛崃十方堂窑出土的青瓷等。

另外，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带动了商业的繁荣。前蜀时期，成都有三个政府设置和管理的“市”，即商品交易具有规模的场所。还有专门的市场，如草市、炭市，以及季节性的市场如蚕市、药市、七宝市等。《成都记》里写，“ 成都府十二月中，皆有市……三月蚕市。”《五国故事》记载：“蜀中每春三月为蚕市，至时货易毕集，蜀人称其繁茂。”可见，蚕市在春三月的蚕桑之时进行，买卖蚕具兼及花木、果品、药材杂物，并供人游乐。

文化艺术高度发达堪称古代音乐之都

值得一提的是，在社会、经济高度繁荣的基础上，成都的文化和科技亦是高度繁盛。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文学流派“花间词派”和第一个宫廷画院皆诞生于前蜀时的成都。花间词诞生于晚唐五代，花间词派因后蜀赵崇祚所编《花间集》而得名，作为最早的流派之一，在词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有着巨大的影响。晚唐五代时，南方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为词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相继出现了西蜀和南唐两个词坛中心。“花间”词风直接影响了北宋词坛，直到清代“常州词派”。

当时的成都文化名人辈出：著名诗人和词人韦庄，道教史上的集大成者杜光庭,诗书画三绝的高僧贯休，中国工笔花鸟画的宗师黄筌，在天文历法的推算上亦被公认为天下第一的天文学家胡秀林，中国古代十大才女之一花蕊夫人等等，皆为前蜀时期成都的文化名人。清代编修《四库全书》收录晚唐五代文集共四部，其中三部出自成都前蜀文化名人之手，戏剧艺术亦于此时期在成都诞生，“花间词”即是最早的戏剧唱词。前蜀宫廷书库及许多大臣皆广收天下奇书，后蜀又刊刻《十三经》于石，以便天下学子传抄勘误，在文化教育史上影响极大。

为什么成都叫“蓉城”？实际上，也源于那段历史时期。五代后蜀皇帝孟昶为保护城墙，命人在成都城墙上遍植芙蓉，每当9月芙蓉盛开,远远望去如锦如绣，满城生辉，成都因此得名“芙蓉城”。“前后蜀成都的高度繁荣，为宋代成都的高度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谭良啸表示，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也于北宋年间诞生于成都，并不是孤立的现象和偶然的事件，与前后蜀经济文化有着直接联系。自唐代以来，蜀地一直沿用的“飞钱”和“钞引”，可视为“交子”前身。正是前后蜀经济文化的繁荣及发展，最终导致“交子”的产生。前蜀王建任用贤才，采纳忠言，发展生产，劝课农商。后蜀孟昶孜孜求治，力图实现儒家的仁政。较为安定的政治局面与比较得当的治国之策，使两蜀的经济文化得到较大发展，成都也因此成为当时全国最发达地区之一。

此外，唐宋时期是中国古代东方文明中成就最辉煌的历史时期,成都作为唐宋600年间中国经济文化最繁荣的两大城市之一，其音乐文化也高度繁荣。杜甫有诗：“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便是成都音乐繁盛的生动写照。史载前后蜀时期，不仅蜀国宫廷中音乐不断，各种场合皆有音乐相伴，成都民间亦是“村落闻巷之间，弦管歌声，合宴社会，昼夜相接。”不仅前蜀皇帝王建的永陵石棺床周边雕刻了享誉海内外的24乐伎石刻，而且前后蜀时期成都周边地区的佛教石刻造像中，往往亦有庞大的乐队场景。近年来闻名世界的丽江纳西古月，根源就是来自前蜀宫廷音乐。至今流行于中国东南沿海及东南亚华人地区的中国传统音乐流派“南音”，亦是奉后蜀皇帝孟昶为始祖。谭良啸表示，在中国古代，没有哪座城市曾像唐、五代至宋代的成都音乐文化如此繁荣，音乐深入并普及到社会生活各个层面，音乐成为社会各阶层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陆游诗称成都“丝竹常闻静夜声”“深夜穷巷闻吹笙”。因此，永陵告诉我们，成都堪称“古代东方音乐之都”。

本文转自成都日报5月17日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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